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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ience大型撤稿報告:中國兩位超級撤稿大戶曝光

最近幾年,科學領域一種令人不安的趨勢愈加突顯:過去10年裡,學術期刊撤回的論文數量增加了10倍。 在這些被撤回的稿件中,“造假”(fraud)約佔60%。

這組數據來自2010年成立了一個跟踪撤稿事件的網站“撤稿觀察”(Retraction Watch),最近,撤稿觀察和Science合作,推出了系列重磅報導。

撤稿觀察還推出一個可搜索數據庫,這個數據庫包含了18000多篇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的撤稿論文和會議摘要(甚至還包括一篇本傑明·富蘭克林在1756年參與的論文),在這個 數據庫中,可以看到來自各個國家撤稿的作者姓名、撤稿緣由等詳細信息。

數據庫地址:

http://retractiondatabase.org/RetractionSearch.aspx?

他們對大約10500份被撤回的期刊文章分析,發現了幾個有趣的現象:

  • 撤稿的數量在持續增長,但數量的增加似乎與其說反映了學術欺詐的流行,不如說是反映了社區自我監管的增強。

  • 全球Top10撤稿大戶中,日本作者排第一,中國的“Peter Chen”(陳震遠)和“Hua Zhong”(鍾華)分別排第四和第六。

  • IEEE總共撤回了7300多份會議論文摘要,大多數作者都來自中國。

每年超1000起,撤稿數量直線上升

報告中第一個值得注意的發現是:

儘管每年撤稿的絕對數量有所增加,但增速已經放緩。

數據證實,在過去幾十年裡,撤稿的絕對數量一直在上升:從2000年以前每年不到100起,上升到2014年的近1000起。

但是撤稿事件仍然相對罕見:現在每10000篇論文中只有4篇被撤回。 儘管從2003年到2009年,這一比率大約翻了一番,但自2012年以來一直保持在這個水平。

在某種程度上,這一趨勢反映了“分母”不斷上升:從2003年到2016年,每年發表的科學論文總數增加了一倍以上。

撤稿比例趨於平穩。 儘管撤回論文的數量激增,但撤回的比例在2012年之後上升速度變慢;在2015年之後比例似乎有所下降,但由於撤回通告有延遲,數字肯定是不完整的。

撤稿數量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越來越多期刊的監督得到改善。

總體而言,報告撤稿的期刊數量有所增加。 在1997年,只有44家期刊報導撤回了一篇論文。 到2016年,這個數字增長了10倍多,達到488家。 但在報告每年至少撤回了一篇論文的期刊中,每家期刊的平均撤回數量自1997年以來基本持平。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方法講師Daniele Fanelli認為,鑑於撤稿的起數同時增多,這表明期刊集體對論文的監督更多了。 科學家們通過指出PubPeer之類的公共網站上的論文的缺陷,給期刊施加了壓力。

一般來說,高影響因子的期刊在出版後對其論文的監督更強。 據《醫學圖書館協會雜誌》(JMLA)的數據,2004年,只有四分之一的高影響因子生物醫學期刊有出版物撤回政策。 2009年,英國非營利組織“出版倫理委員會”(COPE)已經為超過12000名期刊編輯和出版商提供建議,並發布了一項關於期刊應如何處理撤回的示範政策。 據JMLA報導,到2015年,147家高影響因子的期刊中有三分之二採用了這類政策,其中大多數為生物醫學類期刊。 這類政策的支持者認為,如果這些政策得到遵守,可以幫助期刊編輯更一致、更有效地處理有缺陷的論文。

影響因子較低的期刊也在提高它們的標準。 現在很多期刊在出版前都使用軟件來檢測稿件的剽竊行為,這樣可以避免在出版後撤回。

日本作者成撤稿大王,中國兩作者上榜全球Top10撤稿大戶

在分析的10500個撤稿案例中,涉及的30000多名作者(包括合著者)中,被撤稿超過5次的只有500人。 這些作者中,有100人被撤稿13次及以上。 這些撤稿通常是由於不當行為,而不是錯誤。

在撤稿觀察的數據庫中,少數人佔了所有撤回報告中的很大比例。

具體到個人,日本前東邦大學麻醉學家藤井吉高(Yoshitaka Fujii)被撤稿169篇,堪稱學術圈“撤稿之王”!

Top 10撤稿作者(數據來自Science)

緊隨其後的2-10名分別是:

  • 德國前路德維希港醫院的首席麻醉學家博爾特(Joachim Boldt),撤稿96篇;

  • 荷蘭前蒂爾堡大學心理學教授斯坦普爾(Diederik Stapel),撤稿58篇;

  • 前中國台灣屏東教育大學教授陳震遠(Peter Chen ),撤稿43篇;

  • 日本前弘前大學教授佐藤能啟(Yoshihiro Sato),撤稿43篇;

  • 前井岡山大學講師鍾華(Hua Zhong),撤稿41篇;

  • 日本前東京大學生物學教授加藤茂明(Shigeaki Kato),撤稿39篇;

  • 美國本特利大學前教授Ja​​mes Hunton,撤稿36篇;

  • 前韓國東亞大學原助理教授文亨仁(Hyung-In Moon),撤稿35篇;

  • 前貝爾實驗室德國物理學者舍恩(Hendrik Schön),撤稿32篇。

據科技日報報導,在2009年,國際學術期刊《晶體學報》官方網站發表社論,認為井岡山大學講師鍾華和劉濤從2006年到2008年在這一刊物發表的70篇論文存在造假現象。

井岡山大學經過調查後,決定對鍾華和劉濤作出“撤銷造假學術成果、追回獎金、解聘專業技術職務、開除公職、開除黨籍等”嚴厲處罰。

伊朗撤稿率最高,中國第七

撤稿率因國家而異,而且這些不同也反映出一些特殊因素,比如一群特別活躍的舉報人公開了有疑點的稿件。 一般而言,在那些制定了政策和製度以處理研究不端行為的國家工作的作者,撤稿的次數往往較少。

撤稿率最高的國家是伊朗和羅馬尼亞。

為什麼? 在撤回論文的絕對數量上,這兩個國家並非位於最高位。 就絕對數量來說,最高的可能是美國和中國。

但如果只看撤回論文的數量,那麼排名就會有誤導性。 因為美國和中國資助的研究人員非常多,他們發表的論文也非常多,那麼被撤稿的論文數量自然也會上升。

因此,Science和撤稿觀察設計了兩個測量標準,允許對各國家進行一致的比較。 第一個標準是從2003年到2016年間,每一美元國家研究經費與撤稿數量的比率,國家研究經費代表了一個國家科研機構的規模。 第二個標準是每篇已發表論文的撤稿率。

以第一種方法來看,羅馬尼亞佔據首位(美國第34位,中國第14位)。 但故事並未就此結束:基於研究經費的撤稿率上,羅馬尼亞排在前面,這可能反映了一些頑固的監察人導致的巨大影響——一小群研究人員禮貌但頑固地聯繫期刊,指出羅馬尼亞 的一些作者涉嫌抄襲。 這種激進主義導致了許多“無辜”的論文被撤回。

這起源於2013年由羅馬尼亞特爾古穆列什醫學和藥學大學的Stefan Hobai發起的行動,他表示這並非故意諷刺,而是致力於拯救羅馬尼亞在生物醫學出版業日漸衰弱的名譽。 Hobai告訴Science和撤稿觀察,他之所以這麼做,是因為Hobai所供職大學的一份出版物Acta Medica Marisiensis的編輯忽略了17條他報告的論文涉嫌抄襲的消息。 從那時起,羅馬尼亞的研究人員愈發警覺,也愈發激進。

撤稿率最高的國家,伊朗排在第一,每10000已發表論文中就有14篇被撤回

而根據第二種衡量方法,即哪個國家已發表論文的撤稿率最高,伊朗排名第一,羅馬尼亞排名第二(如上圖所示)。 伊朗的情況可能反映出一些涉及虛假同行評審的醜聞。 但這種分析方法可能會誇大伊朗的撤稿率,因為撤稿率是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發表的論文計算得出。 該計數僅包括用英語發表的論文。 如果它還包括以波斯語(伊朗國家語言)出版的論文,撤稿率可能會發生變化。

撤稿並不總是由於學術不端行為

撤稿並不總是意味著學術不端行為。

許多科學家和公眾人士傾向於假設,被撤稿意味著研究人員存在學術不端行為。 但撤稿觀察的數據表明,這種印象可能具有誤導性。

這個數據庫包含從撤回通知中提取的撤稿原因的詳細分類(儘管少數通知沒有說明撤回的原因)。 總體而言,近40%的撤回通知沒有提到欺詐或其他不當行為。 相反,由於錯誤(errors)、可重複性問題(reproducibility)和其他問題,論文被撤回。

撤稿原因的分類。 大部分撤稿涉及學術欺詐(偽造、篡改和剽竊),或其他類型的不當行為(例如虛假同行評議)。

大約有一半的撤稿涉及偽造、篡改或剽竊——這些行為屬於美國政府對學術不端行為的定義。 但在美國學術不端行為的定義之外,被科學界廣泛認為是不誠實和不道德的行為佔了另外10%,包括偽造的作者身份,虛假的同行評議,以及未能獲得機構評議委員會對 人類或動物研究的批准。

涉及抄襲他人文本、或複制自己已發表的文本的撤回比例有所上升;其中一個原因是2004年推出的基於互聯網的抄襲查重服務iThenticate的引入。 當作者向期刊提供他們的電子郵件地址,允許他們審閱自己的手稿時,就會出現假同行評議(Fake peer review)。 有缺陷的圖像(Flawed images)包括故意處理和包含錯誤的圖像。

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臨床微生物學家Ferric Fang研究了學術撤稿現象。 他希望人們能利用這個新數據庫“更密切地關注科學研究是如何工作的,什麼時候不能正常工作,以及如何使它更好地工作”。 他認為,對撤稿更加透明的報告有助於讓科學更強大,“我們總是從錯誤中學習。”

IEEE撤回7000篇會議論文

僅僅一個出版商,就撤回7000多篇論文。

在撤稿觀察數據庫中,大約40%的撤稿有一個共同的來源。

在過去十年裡,有一家出版商——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(IEEE)——已經悄悄地撤回了數千份會議論文摘要。

大部分被撤稿的摘要來自2009年至2011年間舉行的IEEE會議。 僅2011年的“電子商務和電子政務”國際會議就撤回了1200多份摘要。 IEEE總共撤回了7300多份這樣的摘要。 大多數作者都來自中國,他們的論文涵蓋了物理科學、商業、技術和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。

IEEE撤回了數千篇會議論文

許多撤稿通知都沒有給出具體的原因,僅簡單地說:“根據正式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對論文內容的仔細審查,這篇論文被發現違反了IEEE的出版準則。”

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呢? IEEE沒有提供太多細節。 該組織每年贊助1700多場會議,在發表論文前需要對所有摘要和論文進行同行評議。 但據一位發言人說,幾年前,IEEE的工作人員在其數十年的摘要目錄中開始注意到數以千計的摘要“不符合我們的指南”。 這位發言人不願透露他們是如何注意到這個問題的。

帕薩迪納加州理工學院的計算機科學家Lior Pachter表示,這一事件可能反映出,與提交給傳統期刊的論文相比,會議論文通常會經歷更快速、更不集中的同行評審形式。 他說,時間表加速旨在“允許想法快速發表和快速分享”,但也意味著可能看漏錯誤。

為了防止未來再發生大規模撤稿,IEEE表示已經成立了一個由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專家組成的委員會,作為會議論文的“把關人”,並提供額外的質量控制。 這聽起來是一個很好的步驟。 Pachter指出,計算機科學等快速發展領域的研究人員“一直以來都知道許多(會議)論文存在問題,人們不希望在他們的會議上有垃圾論文被發表出來。”

合作有風險,選擇小伙伴需謹慎

2011年,來自德國拜羅伊特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、化學家Bernhard Biersack與一位擁有豐厚資金的美國癌症科學家發起了多年的合作項目。 Biersack說他們合作撰寫了12篇期刊文章,其中7篇報告了原創研究。

但看似卓有成效的合作關係很快就成了Biersack最大的噩夢: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這位曾犯有學術不端行為的科學家簽約了:這位名叫Fazlul Sarkar的研究員此前在密歇根 州底特律市韋恩州立大學工作,他已經有30多篇論文被撤回了。

這類涉及合作者曾有欺詐性出版物醜聞的案件並不少見。 在一個備受矚目的案例中,社會心理學家Diederik Stapel傾向於完成整個實驗,導致了數十篇論文被撤回,其中大部分論文都是和晚輩研究人員一起完成的。

那麼這些“糟糕的事情”會對他們的職業生涯造成怎樣的影響呢? 答案很簡單:視情況而定。

一些合作者在撇清關係時面臨著令人沮喪的困境。

得克薩斯大學阿靈頓分校的會計學教授Thomas Hall一再懇求他於2002年共同撰寫的一篇論文的出版商重新考慮其2015年的撤回決定。 Hall說這篇文章被撤回僅僅是因為另一位作者James Hunton被判犯有徹底的不端行為。 Hall認為,他們論文中的報告結果是有效的,並被後來的研究驗證支持了。 然而,該出版商(美國會計協會),並沒有回應評論請求。

在有些情況下,共同作者還是可以相對毫髮無損地逃脫。 例如,Biersack並沒有成為Sarkar任何被撤回論文的共同作者。 然而,當Biersack了解到這種不端行為時,他很擔心:Sarkar為他的一些出版文章提供了數據和措辭。 “所以我再次檢查了他的論文,”他說,“我找不到錯誤。”

為了避免可能的職業損害,Krieger建議科學家們創建一個論文公文包,其中包括與不同合著者一起撰寫的論文,這可以幫助研究人員“減緩任何一篇論文被撤回或研究者的信譽被破壞所造成 的影響”。 但即使合著者的文章被撤回,“這也並不意味著你職業生涯的結束。”

你對撤稿怎麼看? 歡迎評論留下你的看法。

Science報告地址:

https://www.sciencemag.org/news/2018/10/what-massive-database-retracted-papers-reveals-about-science-publishing-s-death-penalty

數據庫地址:

http://retractiondatabase.org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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